是年龄误告还是涉嫌保险诈骗罪？

?????对帅英案的思考

卢艳芬、 韩秀峰

（卢彦芬：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检察长 韩秀峰：河北省保定市北市

区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一、案情简介
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有庆镇财政所工作的帅英，于1998年、2000年两次为其母亲张宗碧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投保康宁终身保险。据康宁终身保险条款规定，“凡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身故后，保险公司将赔付基本保额3倍的保险金”。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年龄不得大于70周岁，且必须身体健康，可在1998年投保时帅英母亲就已是77岁高龄。在向法庭申辩时，帅英陈述其母在乡政府的集体户口由于其他私人原因，在投保前户口上的年龄己经修改过，她在第一次投保时曾经问过保险业务员，业务员说按户口情况填就可以；第二次投保时她照样问过，业务员让她照第一份保单的内容来填；当2001年帅英母亲过八十大寿时，镇代办所的一名保险业务员还前来贺寿吃酒。2003年帅英母亲身故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进行理赔调查，在和一名保险业务员商量后，帅英再次修改其母入党申请书上的年龄作为理赔凭证。在她获得27万的理赔金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收到十多个称帅英母亲年龄有假的匿名举报，达州市分公司接到省分公司转来的举报信后立即报案。2003年7月15日，达州市公安局受理此案。7月23日，达州市公安局对帅英涉嫌保险诈骗立案侦查，7月24日帅英被警察以其违反我国现行刑法第198条第1款所列的虚构保险标的、犯有保险诈骗罪为由逮捕，并先后两次关进看守所，第一次85天，第二次143天。
帅英两次修改母亲年龄的事实确凿，但是在以后的法院审理中就她是否犯有保险诈骗罪却难下结论：最开始承接此案的渠县检察院认为帅英无罪，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随后达州市公安局要求复议此案，达州市检察院复议后觉得渠县检察院的法律适用有问题，于是指定另一个检察院——大竹县检察院起诉，大竹县检察院认为帅英的行为属故意诈骗，但大竹县法院没有支持大竹县检察院的观点，以“投保距离案发超过两年，帅英的投保行为己经产生法律效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为由宣告帅英无罪；其后，大竹县检察院提起抗诉，市检察院支持再度公诉，在达州市中院审理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随后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悉四川省高院同样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此案最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二、本案的民法学思考
从民法的角度，本案应作何判断，存在以下焦点问题：
1、如何处理《保险法》第5条与第17条、第54条的关系
《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条款规定了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说，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首要原则，它对保险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保险法的具体规定不应与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否则，应视为无效。
　 《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该条款是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保险法》第五十四条：“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充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该条款在保险法上被称为不可抗争条款，是对投保人不如实申报被保险人年龄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具体适用哪个法条上出现了争议。这里涉及一个民法理论问题，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能否以诚实信用原则修正现行法上的具体规定?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主张，计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否定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仅仅具有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没有修正现行制定法的功能，其理由如下：(1)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2)防止法官滥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任意修正法律，违反依法裁判的基本原则。肯定说认为，法律的标准应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诚实信用原则即是最高理想的体现。如果法律规定与最高理想不合，则应当排除法律规定而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我国也有学者支持肯定说。［1］
我们认为，在具体规定与法律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适用基本原则，因为基本原则是立法精神之所在。为什么会出现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立法技术原因，也可能是立法时的社会局限性造成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是，立法精神是立法的总的指导原则，是法的适用的最终归宿，所以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2、《保险法》第54条是否存在立法缺陷
有学者称《保险法》第54条存在立法缺陷，应该修改。［2］不可抗争条款无论在大陆法系的保险法中，还是在英美法系的保险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3条规定：“保险人在契约订立后经过十年，即使发现要保人在缔约时有违反其应尽的告知义务，也不可以解除契约。但要保人恶意违反者，不在此限。”
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41条规定：“(1)如投保人之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能影响风险之评估，则导致第974条及第975条所规定之后果。(2)然而，保险人不仅得于订立合同起一年内或短期合同中所定之更短期限内行使因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而生之权利。(3)如投保人之行为属故意，则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在美国，不可抗辩条款通常规定为：“本契约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内有效，经过两年后定为不可抗辩，但是欠交保险费时除外。［3］按照1950年的统一个人意外与疾病保险单条款示范法，健康保险合同中的抗辩时效限制条款，是指保单签发3年后，除非投保人存在欺诈性的不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得对合同提出异议，也不得对被保险人的伤残或疾病拒绝给付保险金。［4］
通过比较德国、我国澳门地区以及美国的保险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那么其法律后果是排除不可抗争条款的适用的。
众所周知，在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中，故意造成保险事故或故意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都构成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从这一点出发，《保险法》第54条的立法原意是因过失申报的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而不受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的限制。所以，对该条文应作限缩解释，即投保人恶意或故意不告知真实年龄，保险人可随时解除合同。
3、《保险法》第17条对本案的适用
在本案中，帅英通过修改其母亲的户籍档案和入党申请书，达到让其母亲的年龄符合投保条件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三、本案的刑法学思考
帅英的行为是否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各方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
我国《刑法》第19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1、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
《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也就是说，针对人身保险合同，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那么年龄是否属于保险标的？进一步讲，年龄是否等同于寿命？
帅英的辩护人认为，按照《保险法》第12条之规定，保险标的是指人的寿命和身体，年龄不属于保险标的。
抗诉机关则认为，尽管保险标的中没有明示年龄这一项，但年龄与身体、寿命密切相关，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的范围。
如果从字面上看，年龄与寿命不是一个概念。但问题是《刑法》第198条规定的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的标的到底指的是什么？由于帅英为其母亲投保的是康宁终身保险，所以保险标的应该是其母亲的寿命和健康。那么年龄与寿命能否分开呢？我们认为无法分开，人的寿命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的，离开了年龄，寿命将无从谈起。那么健康与年龄是否密不可分呢？一般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健康会逐渐衰退，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们不排除一些特例，健康与年龄无关，但是这样的例子是少数，不能改变年龄与健康的最终关系的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年龄应该属于保险标的。
2、是否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虚构保险标的，是指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5］
帅英母亲张宗碧在1998年投保时已是77岁高龄，而帅英为了达到投保的目的，通过篡改户籍资料和入党申请书的档案材料，将其母亲的年龄改为54岁。该行为是否构成虚构？很显然，54岁的张宗碧是不存在的，她现在的真实年龄是77岁。也就是说，保险标的是不存在的。既然保险标的不存在，通过编造这样的保险标的进行投保，当然构成虚构。
四、保险业务员的行为对本案的影响
《保险法》第125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保险法》第128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代理权限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人之间形成代理关系。代理人的行为可以视为保险人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法律后果。
帅英屡次强调篡改母亲年龄都是在保险业务员的授意下进行的，所以，责任不在自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的后果。
如果帅英所言真实，并且有证据证明保险业务员的确实施了这些行为的话，那么业务员的法律责任应当另案处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结合本案，如果要讨论该合同的性质的话，我们认为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二）款的情形，该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结论
对企业间借贷一律“问斩”并不符合司法潮流

文 牛建国
成都市人大代表、四川琴台（成都•宜宾）律师事务所主任

由于对企业间借贷（有的称企业拆借）是律师及审判业务中再熟悉不过的业务，所以，对于有关问题的论述没有必要转太多的弯子，采取单刀直入式的论述方式为宜。
一般认定企业无效的司法解释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司法处理中，先以此为依据确认无效，再根据“无效返还”原则作出返还本金的判决。至于按规定应予两边收缴的利息，各地法院做法大不相同，经济落后地区法院偏向收缴的多，发达地区基本没有执行利息收缴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高法院要求各地对利息执行“双收缴”的政策，但最高法院自己公布的判决中罕见有收缴利息的。
那么，在经历汶川大地震、全球性经济危机、房地产调控导致“金融帝国”崩溃、新的经济增长极尚未培育，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困兽之斗的形势下，对企业间借贷一律作无效认定是否符合现在司法潮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说明这个问题，除了前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我们还得研究该解释的司法渊源。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中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的借贷活动，不仅不能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因此，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可以得到结论，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渊源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其引用的最高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而遗憾的是，该条例已被2001年10月6日《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３１９号）明令废止。
除前述废止的条例外，企业借贷无效的最主要的依据目前仍然有效的是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6月28日发布的《贷款通则》，该通则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我们认为，《贷款通则》第61条如今已成“人人喊打”之势，以它作为判定借贷无效的依据恐怕难服众。理由是：
（一）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不具有直接否认合同效力的能力;
（二）最高法院认定企业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虽然未明令废止，但其解释所依托的基础法律已被废止（即前述条例已被废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年版）第十二条“司法解释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被废止后，相关司法解释应不再执行;
（三）先后已有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多个有权机关对《贷款通则》表示不满，口口声声表示要修订。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2〕12号）第四条第（九）项规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研究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修订《贷款通则》，规范各类借贷行为，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
更早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规定，“全面清理银行信贷政策、法规、办法和指引，根据当前特殊时期需要，对《贷款通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做适当调整。”
除了以上机关文件透出对《贷款通则》的“不满”外，我们更应该考察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第七条规定，“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打击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这里提出了依法保护“企业融资行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要求“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最新司法原则和基本态度，与之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相比，采取了适度宽容且谨慎保护的态度。但美中不足的是《意见》并未明确哪些是该保护的，哪些又是不该保护的范围。
（四）地方法院已对审理企业借贷案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供借鉴。
比较典型的是安徽省芜湖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级法院的作法。
芜湖市两级人民法院对企业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由一律无效到逐步缓和的一个过程。2005年以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发挥审判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条意见》，对以下情况的企业借贷一般认定为有效处理：一是有上下级关系的企业及有投资和被投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集团总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借贷，母公司对子公司之间的借贷。二是有联营、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一方企业向为其加工生产零部件、半成品的另一方企业之间的借贷。三是依照合同协议有扶持与被扶持关系的大中型企业对小型企业之间的借贷。上述几种借贷，应以帮助对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出借资金的一方，也不应向对方收取高于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利息。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从严掌握，最大限度依法维持合同的效力，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促使当事人协商解决借贷纠纷，尽力弱化诉讼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2008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慈溪召开2008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例会。其主题是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保稳促调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会议研讨了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等金融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并形成纪要，其中关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达成如下共识：在最高法院出台明确意见之前，对于企业之间借款纠纷案件的处理，按以下原则把握：（1）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合法债权关系，受法律保护。实体处理时应判令债务人归还本金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至于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的范围，应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具体根据个案情况裁量。（2）企业之间借款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不再适用民事制裁措施。最高法院终审的一些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也没有主动适用追缴利息的民事制裁措施。（3）这里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不包括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一些担保、投资、咨询等机构涉足资金拆借活动，如果构成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适用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另外，上市公司对外借款受到证券法的规制，应适用证券法的规定。
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该指导意见第三条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审理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审判职能的发挥，规范民间金融市场；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
掺和这个事情的地方法院还有很多。比如，江苏省高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就规定“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以上地方的司法实践甚至也为最高法院审判人员所认可，这在最高法院的《审判指导》中也有刊登。
应该说芜湖和浙江、江苏等地的做法更符合最高法院的“适度保护”的司法精神。
前述一系列司法政策性依据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再对企业间借贷不分清红皂白一律“问斩”则不符合司法潮流。有些有合作关系的借贷，往往把提供资金作为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可以随意认定无效，实际上可能让出借资金一方取得完全不对等的合作条件，而这显然是违反“契约自由”精神的。认定合同无效更多地还是应该考察合同履行后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合同履行能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群众就业，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违法性否决其效力。更何况，这个别部门立法也难逃“系统保护”的影子，以这样的依据判案，只会让有些部门获得抽象的利息，但却使具体的项目有流产风险。
但目前司法考评体系下，要明确让法院尤其一审法院说企业借贷有效也是困难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在建设工程领域，因为有了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所以对于建设方的垫资保护还算周到。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没有修订的情形下，可以其他角度变相的“维持”企业借贷合同的效力。
如果按现行司法解释，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要产生两个“合同之外”的效果，一是提前返还，二是双向收缴利息，即取得的利息要没收，约定的但未取得的利息也要收缴。如前文所述，已有很大部分法院在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并未收缴利息，成都市中院也已有多年未收缴。所以，问题的重点是在“提前返还”方面。换句话说，即便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而认定返还条款有效，则实际效果与借贷合同有效并无二致，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在有合作关系的出借方借司法之手毁约的风险。
笔者认为，即便非要认定借款条款无效，也不能顺势认定有关返还借款的方式条款无效，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在当事人已有返还约定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法院也要尊重合同约定。否则，判决的效果极可能割裂合同个别条款，打破合同的整体性。不但造成合作条件的严重失衡，也与这两年来的司法精神不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