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事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以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现状为视角


　　 [内容摘要]

　　　　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正确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弥补判决之不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其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我国民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切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搞无原则的“和稀泥”，否则，司法为民将会走向反面，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　　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自愿原则　　合法原则

　　引　言

　　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自古至今就是中华法系之一大特色和亮点，国内司法界以此“优良传统”而自豪，在国外同行中也素有“东方经验”之美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更是将调解原则确立为一项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调解以其灵活、便捷、高效以及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审判实践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当今大力提倡司法为民、服务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调解更是被高度重视，充分使用，甚至发挥至极至。如何正确理解调解原则，依法有效地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的特有功能，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是司法领域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本文仅就笔者对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的初浅认识谈谈自已的看法，同时，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进行分析与反思。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笔者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归纳为三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下面分项论述。

　　一、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及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否则，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的美好理想必将化为泡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就是对该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而严肃地将“事实清楚”确定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基础”，将“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必要前提。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审判活动，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简单“谈判”或“讨价还价”，整个调解活动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民事纠纷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处理。究其本质，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有机结合。因此，诉讼调解自始至终必须严格本着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持调解的法官必须秉持法律人的良知与理性，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平合法地审理案件，绝不能搞无原则的“和稀泥”，更不能罔顾事实与法律纯粹地“忽悠”当事人。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个别法官为了提高“调撤率”，追求统计数据的好看，从而进行“不良调解”。究其“病理原因”，其一、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承办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基层法官，每天开两到三个庭，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一天开四、五庭的情形也不罕见。法官连写判决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能调尽量调，至少可以免写判决书；其二、调解结案不必担心当事人上诉，免得多生“事端”，不管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案结事了”，起码在某个具体承办人手上，作为一起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了”了；其三、当下民事调解已然成为“主旋律”， “调解优先”也成了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成为司法人民性的一种表现。民事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撤诉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率”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法官的年终考核，影响法官的评先评优，甚至是职务晋升。此乃不可小视之“头等大事”，事关法官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所在业务庭在全院的绩效位次，进而影响到所在法院在全市法院乃至全省法院的绩效位次，当然也就影响到庭长、院长的工作业绩。在如此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之下，就难免出现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注重对事实的调查了解，忽略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急于进行调解，以达到调解结案，快速结案的目的。此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诉前调解中。即，不开庭审理，承办人直接把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官办公室进行调解。所有的诉讼程序均可简化，一切“虚礼”都可免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经过承办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背靠背”，继而“面对面”，法官只不过多废些口舌，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拉近距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很快双方当事人便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达成协议。书记员马上制作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稍顷，调解书也已“出炉”，一起民事纠纷就此得以圆满化解，“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即可签字走人，审判工作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笔者对这样的调解心存忧虑。个人以为，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极易产生“后遗症”，搞不好“案结事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把案件事实完整清晰地认定、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结案的调解笔录往往也比较简单，只对案件事实简要地叙述“三言两语”之后，便产生了“调解协议”，笔录更难以反映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过程。因此，一但事后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回想起当初在法院处理该案时，似乎受到了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或者是承办法官的“忽悠”，法官在其中并未真正地主持公道，而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从法律上讲，调解书一经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对调解书当事人不能上诉，无法启动二审程序。但在实践中不主动履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已普遍存在，目前就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能得到自愿履行。如此，当事人必然会对法院心生怨气，司法的公信力渐微，人民法院的形象受损。当事人不能上诉，那就只能申诉或上访了。至此，事态已完全逆着我们的良好初衷而逆向发展，“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也难以实现。

　　季卫东先生曾经这样论述法律程序的功能，他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贤达名流还是贩夫走卒。在这里，只讨论纷争中的判断问题，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总之，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1]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它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一个发泄胸中怨气的场所，也是集中展示法律威严的圣殿。法庭上的审判，与办公室的调解所营造的氛围和产生的“气场”是截然不同的。曾经不止一次有当事人在笔者面前亲口表达了其到法院打官司而未得进入的法庭的深深遗憾。虽然事情解决了，只因未能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味为快，尽数对方的“恶行”，而总觉“美中不足”，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最好是选择庭审中的调解比较合理和稳妥。首先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将案件证据和事实固定下来，给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言的机会，让当事人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怨气”释放出来，缓解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充分陈述、情绪得以充分发泄，双方基本已回归理性，案件事实、证据被固定下来之后，法官再居中主持调解，这样原告的付价不会太“离谱”，被告的还价也不至太“狠毒”。笔者以为这样进行调解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事后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采用庭前调解的方式，也应该先将案件事实和证据在调解笔录中完整清楚地反映出来，固定下来，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自愿原则

　　诉讼调解存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 是民法原理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称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应。民事调解主要基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合意, 最明显地体现出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最显著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特征。所以自愿原则天生就成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是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和实体结果的支配权。也就说，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案件当事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法官只是充当程序的主持者和推进者，同时承担对调解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裁判者角色。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当事人基于其真实意思，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离婚案件除外）；可以自愿放弃某些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被告放弃自己的答辩期，提前进入调解程序；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的时机，比如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以在庭审进行中，也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宣告判决前申请调解。在实体方面，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调解方案，同对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调解方案，供各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只要不违法，均应得到尊重。法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引导和审查。一是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和平、有序的调解，避免矛盾激化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有序和有效的调解营造一种理性、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二是引导当事人朝着正确的调解方向进展，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意外结果。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确定一个各方都相对较易接受的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打消“绝对个人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本着互谅互让、文明礼貌的原则，力促当事人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三是审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调解行为，是否有可能系虚假诉讼，确保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调解，在无奈之下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概言之，在审判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而另一方当事人有代理律师。这样在调解过程中就明显地感觉到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无力招架专业律师的进攻。有些律师的言辞不尽完全合理合法，加之承办法官结案心切，对此也漠然置之，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调解方案，我看你最终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也就只有承受“被自愿”的结果，满腹狐疑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种弱势一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原告，多为受害人。也有的承办法官为了达到以调解结案的目的，反复多次调解，拖延诉讼，调解不成，坚决不判，审限已到，动员原告先撤诉，再立案，换个案号继续调，直到把当事人调累、调垮，调到筋疲力尽，一直调到调解结案，调到“案结事了”为止。如此调解，何谈司法公正？何谈司法效率？何谈司法权威？何谈司法为民？笔者在此强调，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定要本着对正义的崇尚，对真理与良知的追求，严格监督和审查当事人的协商行为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绝不能允许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肆意损害，更不能允许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而不顾诉讼效率，久拖不决，如此这般的“调解”，是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已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诉讼效率原则。

　　三、合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诉讼调解的一项根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程序上合法主要是指调解必须在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程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所享有的各项程序性权利若非出于当事人自愿放弃，绝不能被剥夺。比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答辩权、申请回避权、向法庭提交证据以及质证的权利、法庭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发表调解意见的权利、阅读审查庭审笔录或调解笔录的权利，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庭外和解的权利等等，上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在适用简易程序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未经告知而被剥夺，否则即是违法。实体上的合法性主要指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内容上只能处分属于涉案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之内的标的，不得处分属于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不得处分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权益，更不能进行恶意调解，诉讼欺诈。同时，即使是对案件当事人自己权益的处分，也不能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违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序良俗。违法，即无效。

　　结　语

　　民事诉讼调解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基础；自愿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前提；合法原则是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保障。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就草草地进行“调解”，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必有“后遗症”；违背当事人意志，诱骗、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是违法的；尽管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协议内容也是自愿的，但如果调解程序不合法或者协议的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有损社会的公序良俗，则该种调解协议同样也是无效的。

　　总之，法官在运用调解方式审理民事案件时，一定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绝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而调解，言则为民，实则害民。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权，减少了上诉案件，却增加了上访案件，最终走向司法为民的对立面。无原则的调解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极大的伤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每一位有人性良知和司法理性的人民法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最后，笔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警同仁。

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

贺轶民


[内容提要] 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名检察官组成。检察官是检察机关具体职能的承担者，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性组织。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应当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 键 词] 检察官 分类管理 机构


[目 录]
引言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结论



引 言
通过比较研究中外检察机关的组成，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对机构认识的习惯思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恰恰是这种差异，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对检察官的正确认知。一般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地接受这样的命题，即检察机关由起诉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反贪污贿赂部门等组成，而很难接受“检察机关由若干检察官组成”这样的命题。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而仅仅将检察官看作是一个依附在某个组织机构上的人员，还局限在行政组织构架的思维模式上，认为一个机关首先要职能分解成一定数量的局、处、科，然后再由具体从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充任其中，这似乎很顺理成章。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并非只有这样单一的思维模式，如西班牙国《检察部组织章程》第17条规定：“最高法院检察机构（注：西班牙国采审检合署制）在国家总检察长的直接领导下，由一名副检察长和在编的若干检察官组成。”[1]日本国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直接，在该国，检察官是具有行使检察权权限的政府机关。[2]可见，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认识，并不依赖于对检察权的认识与界定，无论对检察权采行政权说还是司法权说，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
一、机构属性是检察官的基本属性
（一）概念。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指检察官不仅仅是履行国家检察权的人员的抽象称谓，还兼有机构的一般性质。当这种属性反应较为激烈时，检察官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如日本国等；当这种属性反应不太激烈时，检察官虽然没有在法律层面被确认为机构，但在实际运作当中具备了机构的一般性质如西班牙国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认为，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检察官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概念相比较弱。法律规定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不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不受干涉。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非常凸显，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还可以根据情况依法设立检察官办事处，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检察官制度。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具备完全的对外机构性质，享有法律机构的主体资格；第二层含义，检察机关的概念还很强，仍然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不受干涉。但是检察官在实际运作当中是检察机关的内部机构。尽管检察机关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但检察官是具体承担检察机关职能的机构。在这层含义下，检察官不是完全意义的法律机构主体，但具有机构的一般属性，类似于内设机构的功能。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其检察制度的内涵与外延都要远大于检察官制度。
（二）内容。无论是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含义下的检察官，检察官的机构属性都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在不同含义下，其某一部分的内容表现得较为突出或者不明显而已。
1、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不管检察机关的概念是强还是弱，强到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抽象为人格意义的机关；弱到仅仅是检察官办公的一个场所，只具有空间的物质意义。以检察官为中心开展检察事务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个基本内容，检察机关内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围绕检察官的工作来具体实施某一项工作。检察官为中心，意味着检察官享有检察事务运作的最初发动权和最终决定权，否则就不是以检察官为中心，有可能沦为以行政级别为中心来处理检察事务。
2、检察官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管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检察官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这是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官如果不能独立承担案件办理的法律责任，则意味着检察官将会丧失其作为检察官应当享有的一些基本权利，法律责任的承担将会错位到由检察机关来承担，而检察机关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它不是采用行政机关的简单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来运作，这就势必造成“谁都负责、谁也不负责”的尴尬局面。
3、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检察机关不是一般意义的行政机关，即使在采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模式的国家（如韩国[3]），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也不是一般行政机构意义上局、处、科等类似部门，而是检察官。比如在韩国，“根据韩国法律，检察官通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厅（机构），具有独立的权限。即使没有上司的决定，检事仍然可以作出决断。”[4]由此可见，采检察权为行政权的国家，检察机关的运转模式也是有别于一般行政机关[5]。检察官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工作单元，是检察官区别于其他行政人员的重要工作属性，也是其具有机构属性的关键所在。
4、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是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的集合。检察官的机构属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还体现在检察机关的内设部门上，从事同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组合为一个部门，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为了分解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如德国联邦总检察院内共设四个业务部门：法律审案件检察部、恐怖分子案件检察部、间谍案件检察部和全国犯罪案件统计中心。而我国检察机关内设部门是检察机关职能的逐一分解，这种行政化的机构设置模式，无疑忽视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带来了一系列弊病。
二、检察官具有机构属性的原因
检察官之所以具有机构属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一）检察官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所决定的。检察官最早的雏形为国王代理人，后渐次演变为国王检察官[6]。随着公诉制的确立，开始逐渐形成现代的检察官制度。从根本上说，现代检察机关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间接产物。从当今各国检察机关性质改革的动向来看，普遍倾向于检察官更多地体现了公益代表人的性质，对上命下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检察官担负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责[7]。由此可见，检察官是由最初代表国王发展到现在代表国家来开展检察事务，无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架构如何，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和社会公益的代表，就如同国家主席是国家的象征一样，检察官直接代表国家从事检察事务，其机构属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检察官缺乏机构属性，它就必然会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我国现在的检察官制度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才导致检察官头衔泛滥、检察官必须挂上行政级别才能领取工资和享受待遇等非正常现象。
（二）检察行为特殊性的反映。无论将检察权界定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或其它权的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和检察制度如何，承认检察行为的特殊性是普遍遵循的原则。比如美国，虽然实行三权分立，将检察权定位为从属于行政权，但是它仍然将检察行为和一般的行政行为相区别。美国的法律规定，美国50个州被分为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美国的州检察机构一般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组成。[8]这表明，检察行为的特殊性必然要求检察官应当具备机构属性，它不能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机构等同。检察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它是基于一种监督性而存在的，对于单一制国家的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来说，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机构，任何被监督机构和被监督人员都不可能高过于国家，这就是检察行为的特殊性。缺乏对这点的认识，就会陷入为追求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而不断升级检察机构级别的逻辑怪圈，最终为寻求一时的监督效果而从根本上损害检察权的效力。
（三）检察官享有独立处断权的必然结果。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检察官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都不会影响到检察机关是由检察官组成的这一基本原则。中国近代早期西风东渐时，中国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然检察官乃上下合体而组织之一个检察机关”[9]。由此可见，当时他们就意识到检察机关不是由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局、处、科等组成，而是由一定数量的检察官组成。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案件的独立处断权，它不同于行政机关内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后者强调逐层逐级的行政审批方可作出，前者无需这样的层级手续，检察官手中就握有独立处断权，他是作为检察机关的机构做出的。检察官或者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或者在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条件下作为检察机关的组成机构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无论检察官或检察机关独立履行检察权，检察官都应当就独立处断的检察事务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之所以如此，在于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是行政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而检察机关的职能分解与具体承担部门不是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而是检察官。也正因如此，检察官才应当享有一定检察事务的独立处断权，由此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正确展开，检察事务的效率才得以充分体现检察工作的运转规律。否则，检察机关就会成为一个行政机关而无异，检察官也就会和一般行政人员等同。
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机构属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是检察机关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的机关的关键，是检察工作脱离行政运转模式回归到检察运转模式的钥匙，是检察工作规律的核心所在。它至少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一）理顺检察工作内部关系的需要
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表明，我国是检察机关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履行检察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忽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实践当中，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一般行政机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检察机关的具体职能首先分解到各个局、处、科，分别由各个局、处、科去承担完成，检察官和其它行政人员一样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这些局、处、科内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因此，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就类似于行政机关承办行政业务个案的行政人员，需要履行层层报批手续最后才能做出决定。同时，由于检察官和其它一般行政人员无本质区别，也造成了检察官队伍数量庞大，反过来又影响到了检察官的形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统计[10]，2003年全国共有检察官（作者按：指符合《检察官法》关于检察官定义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142614人，占具有干部身份的全国检察人员总数195864人的72.8%。这如果放在检察官和一般行政人员无区别的视角下来看也就无甚不妥，但如果用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去重新审视，就不难看出这样的检察官群体显然不符合设置检察官的基本原则。因此，要理顺这些内部关系，其关键就是要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让检察官担负起在人民检察院独立履行国家检察权背景下的机构职能，抛弃行政机构模式下的局、处、科建制，树立和巩固人民检察院由检察官组成的思想。
（二）实现案件质量控制的出路
当前，如何实现检察案件质量的科学控制是一个不争的难题。问题常常指向检察官到底应当享有多少独立处断的权利，也就是说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算，哪些事情检察官说了还不算。在这个问题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对检察官放权的犹豫和恐惧，放多了权担心检察官的素质不行容易出乱，放少了权检察工作的效率又出不来，这似乎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大家便将目光过多地聚集在对检察官放权的深度上，深了不行、浅了也不是。如果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这个问题便找到了解决的出路。检察官为一个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必然要有纵向的案件程序控制，再加上横向的检察官资格入口控制，这便是构成检察案件质量的两道根本性调节杠。更进一步地说，检察官这个机构的办案程序将被分解成每一个细微步骤，每一步骤都用凝聚该步骤重要参数的表格形式来固定结果，质量控制部门只要根据表格的内容和走向情况就能判断和监控一个案件当前的办理情况。如果表格中的参数未缺失，表格流转及时，无法定的徇私情由出现，就不应当怀疑检察官的办案结果，也不应对此进行任何否定性评价（作者按：这也就是国外检察官基本不存在案件质量的原因）。正是从这点上说，案件办理的最终判断对象是一个机构的生产成果，而不是单一个人层面的内容。个人层面的内容应当解决在检察官入口适格的程序中，而不能带入到入口后的机构性案件办理程序中来。
（三）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关键所在。
基层检察院承担了绝大部分检察案件的办理工作，但是由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检察案件办理数量差别很大。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统计[11]，对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广西、新疆6省（区）的165个县级检察院进行抽样调查，2001年至2003年该6省165个县级检察院年平均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5.86件、年平均审查批准（决定）逮捕115.4件、年平均审查起诉案件122.5件，这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别在较短的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另外，有的地方（如西藏）的基层检察院每年办理的刑事案件也就10来件。尽管如此，这些地方的检察院的机构设置由于采用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该有的一个也不能少，导致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合理。如果我们认识和确立了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检察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一个检察官就是一个机构，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设置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解决。这样，检察人力资源的配置使用与控制调节相比较为容易，更能随时应对各地基层检察院案件办理数量的不平衡情况。同时，有的地方基层检察院办案经费紧张的现象也会一定程度有所缓解，以前一个检察院处理的事情，现在只要一个检察官办事处就可以完成。检察事务处理的效率提高了，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调动，地方的财政压力也减轻了。同时，也可以跳脱“一旦要加强某项工作就要提高工作机构的设置级别、增加机构人员数量”的思维误区，使得检察官真正回归到一个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上来，对推动整个检察案件的办理模式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四）有利于从根本上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监督和被监督是一个政治意义上永恒的话题，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的效能，关键在于要理顺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必须梳理清楚检察机关和接受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行政级别的模式去考虑监督，那么就容易出现下级监督上级无力的现象。行政架构的最核心原则是上命下从，纵向层级分明，不能越级办事。我国当前检察机关和其它行政机关彼此都是行政层级树上的不同分叉，检察机关也就自然难以摆脱行政模式的束缚。检察官首先要看行政级别，挂不上行政级别其它就都是空的，在这种背景下，检察官如何按照检察规律去办事便自然是一个大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统计[12]，2003年全国所有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当中，行政级别在科级以下（含科级）的检察人员为175884人，占全国具有干部身份的检察人员总人数195864人的89.8%。也就是说，被打上行政模式烙印的检察人员绝大部分是科级以下国家干部，他们在检察队伍里奋斗一身的退休待遇也很难超过科级，由此产生监督乏力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认识和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如果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得以落实，检察官代表的将是国家，它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一个机构，被监督者的级别再高也高不过国家利益。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设置检察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五）检察管理工作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检察管理工作要以人为本，就要告别当下的以官为本。在当前的检察管理模式下，决定检察官工资待遇的是检察官的行政级别，这必然要引导检察官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检察官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首先也就会和行政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靠齐，工作时间越久的检察官其法律思维模式将可能越淡化。对一个案件来说，检察官优先考虑的将会是“我的领导会怎样看”，而不是我对案件的看法会是怎样。当层级汇报案件时，行政级别处于下一级的检察官便基本是沿袭行政级别处于上一级的检察官的思维模式，“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式检察工作模式由此产生。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也无须讳言，它必然以牺牲效率、违背检察工作规律为代价，从长远来看，会损害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使得检察工作从属于行政模式而失去自身应有的价值定位。确立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就是要实现检察管理工作的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检察官的独立人格和工作成果，引导检察官朝着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向前进，这必将带来整个检察队伍从观念到行为上的深刻变化，而最明显的变化将是管理模式的计划控制转为制度引导。
四、落实检察官机构属性的方法和途径
落实检察官的机构属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现有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分类管理的整个过程要始终围绕检察官的机构属性来展开，才能最终构建布局合理、高效运转的检察官机构。
（一）实现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
我国当前符合检察官法定义的检察官队伍非常庞大，这是一支非基于机构属性认识而构建的检察官队伍，显然与具有机构属性意义的检察官有较大的距离。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包括对人的分类和对事的分类两个方面，原有的检察人员和他们共同所干的事组成了分类改革的分类对象。对人的分类就是要将现有的检察人员按照检察事务运转的客观规律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与层级；对事分类就是要将检察机关当前承担的全部检察事务按照事务的本质属性与诉讼规律，划分为不同的事务群，这样一个事务群就是一个检察职位，一个检察职位就对应一类检察人员。实现分类后的检察官就具有鲜明的机构属性，人民检察院由若干检察官组成，从事同一类检察事务的检察官集合为一个群体组织，这个群体组织并非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承担部门，真正的职能承担部门为检察官。
检察人员分类是建立在对检察事务分类的基础上的人员划分，是按照检察事务运作规律而进行的，不是想当然的随意而为。也就是说，要先完成对“事”（即当下所有的检察事务）的分类，才能依据这些事情的不同性质和运作特点，进一步从完成该事务所需人员的角度，按照事的类别凝聚出边缘清晰、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从而建构科学的检察人员分类体系。当然，对事的划分也未必能穷尽现实的一切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生成事无巨细的职位说明，那么对实践操作当中出现的未作事先说明的琐碎事项就需要依靠人员分类所确立的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原则、性质和特点来加以弥补，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人员分类是对事和对人分类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对事分类和对人分类所各自固有的缺陷。具体地说，应当围绕案件办理这个核心，先对原有检察人员所共同干的事进行梳理，检察长、副检察长、主诉、主办、主侦、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法警对一个案件在检察阶段的所有工作，究竟各自承担什么具体内容，对这些内容再从总体上归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三大类所干的事，也就是说原有相互交叉、职责不清的工作状况要因此而梳理清楚。然后根据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行政官所应干的事来筛选和划分原有的检察人员，从而完成对检察人员的分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真正实现对检察官机构属性的完整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