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同的方式出售增值税发票
————-徐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花秀骏、马宁虎


案情：2001年1月至12月，姚某为达到其承包经营的加工厂非法抵扣税款的目的，向徐某提出购买增值税发票，徐某先后共向姚某提供了10份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前6张增值税发票徐某向姚某按照开票金额的5%收取开票费，后4张增值税发票徐某按照每张2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姚某。姚某取得增值税发票后自己虚开9份，税款合计101597.41元，均在受票当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另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姚某提供给姜某，姜某虚开税款8518.93元，并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姚某和姜某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不存在异议，但对徐某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徐某按照开票金额的5%收取开票费的行为与姚某自己虚开增值税的行为共同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按照固定价格收取卖票费的行为单独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罪，对徐某应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徐某两种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都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前6次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徐某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帮助犯，后4次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徐某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片面帮助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行为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的，仍然向其出售的行为应定性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共同犯罪。
徐某前6次非法出售增值税的行为是姚某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帮助行为，两人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从主观方面来看，徐某在姚某向其提出购买增值税发票的请求后，自己立即与他人联系取得增值税发票，并与姚某约定出售价格为姚某开票价格的5%，徐某在姚某虚开增值税发票后按照姚某所开的票面数额收取了5%的开票费，故徐某在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时主观上明知姚某购买增值税发票是用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具有帮助和纵容徐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故意，在事后按照票面金额的5%收取开票费更是与姚某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商品名称、商品价格等细节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形成了共同犯罪的故意。从客观方面来看，徐某与姚某共同实施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行为，姚某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实行犯，而徐某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帮助犯。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指违反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本案中姚某在根本没有发生商品交易的情况下，虚构商品交易和税额为自己开具增值税发票，然后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徐某本人虽然没有亲自实施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但其事先向姚某提供增值税发票，事后按照票面金额的5%收取开票费，其行为帮助姚某完成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行为。从客体方面来看，姚某和徐某的行为既侵犯了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又破坏了国家税收征管，造成国家应税款的大量流失。增值税是我国对在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以及进口货物的金额计算税款并实行税款抵扣制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发票是专门用于增值税的收付款凭证，是国家税务部门根据增值税管理需要，兼记货物或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额而设立的一种专用发票。增值税发票一式四联，第一联是存根联、第二联是发票联、第三联是抵扣联、第四联是记帐联，增值税发票必须在实际交易发生时才能由卖方向买方出具，第一联和第四联由卖方留存，其中第四联是卖方交纳销项增值税的依据，第二联和第三联交给买方，其中第三联是买方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进项增值税的依据，由此可见增值税发票具有折抵税款的功能，虚开增值税就意味着买方可以多抵扣进项税额，达到少交税的目的。本案中徐某和姚某在没有发生交易的情况下就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用来抵扣税款，既侵犯了我国的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又侵占了国家的税款。从主体身份上来讲，徐某和姚某都以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都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徐某和姚某的行为共同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徐某后4次以固定价格向姚某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片面帮助犯，不单独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罪。片面帮助犯是指共同犯罪者之间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共同的犯罪协议，但是其中一个共犯知道另一个共犯者的故意和行为的犯罪性质而通过自己的行为协助该犯罪行为的完成，片面帮助犯与实行犯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主观上只有一个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故意，客观上只有一个非法出售发票的实行行为，而本案中徐某除了具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外，更重要的还有故意帮助购买人姚某，为其虚开发票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心理状态。徐某与姚某以前交易是按照票面金额的5%收取开票费用，后因姚某认为徐某收取的费用过高而要求重新确定价格，徐某非常清楚姚某购买增值税发票的用途，也非常希望姚某虚开增值税并抵扣税款成功，故其主观上不仅存在了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故意，而且同时还具备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客观上也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人姚某提供了犯罪的帮助，这就符合了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虽然徐某后面4次以固定的价格销售增值税发票使其对姚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具体细节情况不了解，就如何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徐某和姚某缺乏明确的协议，但徐某对姚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故意和行为的犯罪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按照姚某的要求有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增值税发票，暗中帮助购买人，促使其多虚开而多购买，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徐某的这些心理态度却不为购买人姚某所得悉，不知其有意从中帮助，故行为人的这一行为及其所赖于存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片面帮助犯的主观要件。 徐某的非法向购买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是为虚开发票的行为的提供便利、加速虚开行为完成的帮助行为，未与实行犯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因而，符合缺乏明确共同犯罪故意并协力于他人的犯罪的片面帮助犯的客观特征。所以徐某后4次以固定价格向姚某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与姚某的行为共同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综上所述，徐某的行为与姚某的行为共同构成需开增值税发票罪。


　　【案情回放】

2007年12月至2009年5月，被告人刘某先后担任上海和雍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员、店长、产品采购经理等职务，负责电脑产品的销售。其间，刘某为了达到扩大销售业绩以升职的个人目的，故意违反公司限价规定，以低于产品入库成本价销售电脑产品，但报给和雍公司的销售价格则高于限价，即电脑的实际销售价格与上报销售价格每台相差700元至1000元不等。因和雍公司有不成文规定，当月向大宗客户销售电脑的货款可在两个月后入账，故刘某借机用后面收取的销售款来弥补前账，终因销量过大导致公司成本亏损。经统计，2008年1月至2009年5月间，刘某负责销售的电脑产品共计4088台，入库成本价计1393万余元，其报给公司的销售收入计1470余万元，但实际交给公司的销售款计859万余元。至案发，造成和雍公司成本计533万余元无法收回，且没有发现刘某有其他应收账款。

2011年11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为达到扩大销售业绩以升职的个人目的，擅自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造成公司巨额亏损，其行为无论是从主观目的还是从行为对象、客观后果来看，均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公司销售员的职务便利，以低于公司规定限价的价格销售电脑，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刘某系非国有公司人员，也不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法院遂根据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宣告被告人刘某无罪。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刘某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亦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各方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还是不构成犯罪。对此，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公诉机关：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第一，刘某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其行为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与通过物理手段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破坏仅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实质上都是破坏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第二，刘某为了扩大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目的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反映其具有破坏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主观故意。第三，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个人目的”属于兜底规定，刘某为达到升职的个人目的，没有超出“其他个人目的”的范畴。

陈庆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教授）：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理由为：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但刘某主观上明知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填补低价销售的亏空，仍故意以低于公司限价甚至入库成本价的价格销售电脑，造成公司的电脑产品在流通领域内的实际交换价值减少，致使公司不仅未能获取应得的利润，相反亏本500余万元，其所在公司拥有的电脑的实际价值受到了部分丧失。刘某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财产的一种非物理手段的无形毁损，该行为具有破坏性，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

蔡一军（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刘某为扩大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目的，擅自低于限价销售公司产品，造成公司巨额亏损，其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的行为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刘某系非国有公司人员，也不符合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刘某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

【法官回应】

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破坏的对象必须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密切联系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工艺等。破坏的方法多种多样，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使生产经营活动遭到干扰破坏，甚至无法进行，或者使已经进行的生产归于失败，即构成本罪。但如果破坏的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财物，或者是毁坏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则不构成本罪。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要求具有“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从立法规定来看，“其他个人目的”属于兜底规定，对“其他个人目的”的理解，应当遵循同类规则解释原则，即必须作出与列举的“泄愤报复”性质相同的解释。实践中，“其他个人目的”一般是指出于个人恩怨而产生的不正当的心理追求，如憎恨、厌恶、不满等。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因受到领导或他人的批评而产生不满，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不满，与他人发生冲突而心生不满，厌烦工作而产生不满，等等。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给本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本单位的整个经营行为还在正常进行，经营活动并没有受到影响也未归于失败。而且，刘某低价销售的电脑产品系公司库存商品，并不是经营活动中直接使用的开单电脑等设备，其行为不会也不可能使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遭到破坏。因此，从客观方面来看，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其次，被告人刘某用后销售款填补前销售款的行为，足以推定其主观上并不是出于希望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而是明知自己无经济能力，采用低于公司限价的价格销售电脑会造成公司损失的发生，仍持放任心态造成该犯罪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这与破坏生产经营罪要求主观上为直接故意是不相符的。而且，被告人刘某以扩大销售业绩而达到个人升职为目的，其主观目的既不能认定为“泄愤报复”，也不属于与泄愤报复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个人目的”。因此，从主观方面来看，刘某的行为也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2．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毁坏公私财物。对象为公私财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行为表现为毁坏。

关于毁坏的含义，存在多种观点。物质的毁坏说认为，毁坏是指通过对物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物质性破坏、毁损，以致全部不能或者部分不能遵从该财物的本来用法进行使用的行为。根据该观点，使他人鱼池的鱼游失、将他人的戒指扔入海中等行为不属于毁坏。有形侵害说认为，毁坏是指针对物体行使有形力，毁损物体或者损害物体的价值、效用的行为。根据该点，使他人鱼池的鱼游失的行为不是毁坏，但将他人的戒指扔入海中的行为属于毁坏。本来的用法侵害说认为，毁坏是指物质性地损害财物的全体或者一部，或者使物达到不能遵从其本来的用法进行使用的状态的行为。一般的效用侵害说认为，有损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都是毁坏。

审判实践中倾向采取一般的效用侵害说，即不限于从物理上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而是包括丧失或者减少财物的效用的一切行为。所谓财物效用的丧失与减少，不仅包括因为物理上、客观上的损害而导致财物的效用丧失或减少，而且包括因为心理上、感情上的缘故而导致财物的效用丧失或者减少；不仅包括财物本身的丧失或造成不正常的价值减损如侵入他人股票账户低价抛售他人股票，而且包括被害人对财物占有的丧失如将他人的戒指抛入大海等情况。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客观上使财物（电脑）对其所有人（公司）而言造成了不正常的价值减损，并且主观上系故意，至于刘某的行为动机是谋求升职还是其他目的，并不影响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因此，从表面上看，刘某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刘某系该公司负有电脑销售职责的人员，低于公司限价销售电脑的行为系滥用公司职权的行为，这与侵入他人股票账户低价抛售他人股票之类的行为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本身具有销售电脑的合法授权，而后者对他人股票账户的控制本身就是非法的，这正是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的关键。笔者认为，对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解释应该进行目的性限缩，本案中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但基于实质犯罪论立场，不应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3．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根据刑法规定，两罪的主体要求是国有公司、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且造成损失的财产或出售的资产均系国有资产。本案中，尽管被告人刘某滥用了公司赋予的职权，造成公司巨额损失，但其所在的公司并不属于国有公司，故刘某为非国有公司人员，不具备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且损失的财产不是国有资产。因此，刘某的行为亦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4．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

犯罪是刑法规定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惩罚性特征的，不能以犯罪处理。本案中，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并不符合现行刑法中任何罪名的规定。法院根据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宣告被告人刘某无罪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