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大众传播资源（上）
——解读我国社会法的有关规定

宋小卫


　　社会法是调整有关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以及弱势群体保护和某些社会自治团体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主要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保护劳动者和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正当权益的需要，增进社会稳定与均衡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立法。
　　我国迄今已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工会法（1992年制定，2001年修正）、矿山安全法（1992年）、红十字会法（1993年）、劳动法（1994年）、母婴保健法（1994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4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2年）、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等社会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其中《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分别专设条款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利益给予了强调和关照。
一、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
　　我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1991年5月起施行的《残疾人保障法》，是由七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部以残疾人群体为保障对象的专门法律，是我国系统地规定残疾人权益和调整残疾人保障工作与活动的根本法，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该法第36至39条，规定了国家和社会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责任、（1）基本原则和必要措施：
　　第三十六条 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第三十七条 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应当面向基层，融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适应各类残疾人的不同特点和需要，使残疾人广泛参与。
　　第三十八条 国家和社会采取下列措施，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通过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图书等形式，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
　　（二）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聋人读物、弱智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在部分影视作品中增加字幕、解说；
　　（三）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举办特殊艺术演出和特殊体育运动会，参加重大国际性比赛和交流；
　　（四）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和照顾。有计划地兴办残疾人活动场所。
　　第三十九条 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进行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和其他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
　　残疾人保障法所以要做出上述规定，是因为残疾人不仅有生理上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还和健全人一样有文化、娱乐、交往、受到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上的渴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残疾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会越来越广泛和强烈，对此，国家和社会应该设法予以保障。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既有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相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对其相同的一面，应当使其最大限度地融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对其特殊的一面，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特别扶持，鼓励其参与和发展。"（2）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国家和社会为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要为残疾人接近和享用各种大众传播资源提供必要的机会与条件，比如通过广播影视、报刊、图书等大众媒体，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组织和扶持各种面向残疾人的特殊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在影视作品中增加字幕、解说等等。
　　此外，《残疾人保障法》第40条的规定，也与残疾人的媒介消费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该条的规定，国家和社会应采取扶助、救济和其他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以国内大部分居民现有的生活水准衡量，看电视、听广播等媒介消费，已经是普通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则国家和社会亦应将残疾人某些基本的媒介消费需求，列为福利救济与扶助的对象。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省、市在其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对残疾人安装有线电视和邮寄特殊读物等媒介消费需要，专门制定了照顾和优惠条款。（3）
　　当然，残疾人保障法的以上规定，主要属于引导性规范的性质，其所要求于国家和社会的，是"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谓努力满足，就是在现实国力和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应采取积极行动，帮助残疾人文化事业向前发展，尽可能缩小残疾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至于如何将"努力满足"的任务落实到各种层次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方案，如何掌握"现实国力和社会条件能够允许"的裁量标准，则要靠国家行政部门和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相应的实施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更具操作性和约束力的规定，也需要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相关社会主体，按照既有规定及其业务范围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换句话说，残疾人保障法第36至39条的规定，并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的法定责效力，因为该法并没有规定，国家和社会怠于"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时的处罚及救济程序。这些规定的主要意义，是通过明示国家和社会的应尽义务，在法律的层面确认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基本需要的高度合理性，并且为后续法规、规章的制定设置了法律阶位的基准规范和根据。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分析，残疾人保障法有关要求国家和社会"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的规定，实际上对国家行政机关课赋了制定实施性法规、规章的义务。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表达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法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定规范，即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二是依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在残疾人保障法出台之后，国家行政机关就有责任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制定出相应的实施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文件，以使该法确立的原则，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政策和制度，兑现为残疾人可以切实享有的精神文化利益。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不多见的全票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是继《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之后，有关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它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中国是老年人口最多、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3%的速度持续增长。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0%，即为老龄化社会。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到2000年已达到1.26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60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0%和7%。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4）
　　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面对我国经济还不够发达，老年人口如此巨大的现实，要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部符合国情，能够系统地调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专门立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问世，以法律的形式将国家有关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明确了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方针、重要原则、主要措施及侵犯老年人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使我国的老年保障法律体系初具规模，为我国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
　国家保护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
　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这一条文中所称的"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首先是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些权利和利益老年人作为公民当然同样享有；其次是指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应给予特别关护的权利和利益。这些应予特别关护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物质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如接受赡养、婚姻自由、孤寡老人的社会福利救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应当得到的待遇保障等；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如继续受教育的权利、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群众性文体娱乐服务设施和优待制度、尊重老年人的优良品德并注意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等，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权益就是大众传播资源的供给保障和媒介消费需要的满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8条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应当反映老年人的生活，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为老年人服务。
　　该条规定中提出的"为老年人服务"的要求，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当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老龄维权宣传和敬老教育，报道和反映老年人的生活，介绍和表彰老龄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与事迹，增强全社会的敬老、养老、助老意识；二是应当办好面向老年人的报刊和专题栏目、节目，积极创作、提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这样理解，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的"为老年人服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作为社会宣传、舆论工具，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要注意营造尊重、理解、关心和帮助老年人的舆论环境与社会氛围；作为精神文化资源的提供者，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应努力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媒介消费需要，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大众媒体的要求，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为老年人服务。
　　目前国内有些省市在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实施性地方法规时，只提到大众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强调要重视老龄问题的舆论宣传工作，而没有明示大众媒体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偏废和疏漏。（5）对老年人来说，大众传播不仅是维护其利益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应该是所有老年人可以直接享用和消费的精神文化资源。
　　人到老年，一方面是社会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自由闲暇时间增多，除了日常生活和身体需要照顾外，老年人在精神生活方面亦需要得到不断的填充，具有强烈的文化需求。正因如此，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明确地将"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设定为国家发展老龄事业的总体目标之一，并且把"坚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同时，注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发展老龄事业的一项指导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最普及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看电视、听广播和阅读报刊等媒介消费。由国家拨出专款，并以政府的名义于2000年至2002年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表明："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老年人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老年人最多的闲暇活动是看电视，城市达到90%以上，农村为70%以上。老年人收听广播的，城市为近50%，农村为40%以上。在城市，老年人读书看报的达到45.1%。"（6）国内有关的受众调查结果也显示，老年受众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的时间，在各年龄组的受众中都是最高的，同时，老年受众中的稳定受众比例也大于其他年龄段的受众。7这些数字说明，媒介消费是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介消费需要的满足，无疑对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不仅要求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老龄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同时也要求 "广播电台、电视台要办好老年文化专题节目；文学、影视、戏剧界要积极创作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新闻出版部门要重视办好老年报刊，出版面向老年人的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有关大众媒体与老龄事业发展关系的阐述，更全面、更具体地释义和表达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8条的立法意旨。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第38条的规定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条、第11条、第31条、32条、33条、35条的规定，也都在不同方面关系到老年群体媒介消费利益的享有和实现。
　　比如，该法第4条规定：
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所谓"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权利要求。
　　首先是生存权意义上的物质帮助，即有依法从国家和社会方面获得离退休费、医疗费、生活费、接济费、抚恤费的权利，能够保证老年人吃得饱、穿得暖、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保障老年人的现有生活水平不再降低。
　　其次是发展权（8）意义上的物质帮助，即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在公平、公正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老年人可以享受的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准和质量，使老年人得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社会发展的成果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增长，"发展是多元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9）所以，老年人"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媒介消费参与并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要保障老年人能够参与并不断丰富包括媒介消费在内的文化、娱乐生活，一方面要靠大众媒体等文化产业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参与文化、娱乐生活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比如，现在国内一些地区对老年人安装有线电视、看电影等媒介消费给予各种优惠，并通过当地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当地政府制定的部门规章将这种优惠待遇制度化。济南市人大常委会1999年制定的《济南市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若干规定》，就有以下的规定：
　　第十六条第二款： 老年人还可凭市老龄委员会核发的老年人优待证享受下列优待：
　　（一）到省属以外的医院就医，门诊挂号费实行半价；
　　（二）进入各类景区（点），免购门票；
论保险法上的近因原则
黄奕新


近因原则是英国海上保险法最早确立的用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经过长期实践的总结和发展，现已为许多国家保险法所采用。我国各保险公司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也经常以非近因致损为由，拒绝赔付。但由于我国保险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这一舶来品普遍陌生，法官不会或不敢在裁判文书中适用，造成了一些保险纠纷案件的疑难或说理不清。为完善我国保险立法，与国际保险实践相接轨，我国应当尽快在立法和司法上确认近因原则。本文试着作一阐述，以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涵义

“近因”，英文为 Proximate Cause，其中Proximate意为“(时间、场所或、次序上)最接近的、近似的、前后紧接的”，中文难找与之完全相对应的词，如译成“直接原因”（对应的是Direct Cause）不能完整涵盖其内涵，故现在干脆直译成“近因”。引进这个舶来品，不仅仅是赶时髦，跟它一起来的，还将是英美法那一整套调整因果关系的成熟的法律规则体系。而“近因原则”，简言之，即指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和海商法均未规定有关因果关系原则,但在涉外关系如海上保险中遵循国际惯例，普遍适用近因原则，最高法院2003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也已经采用了这一概念。该征求意见稿第 1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
近因原则源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Marine Insurance Act,1906)。该法第55条（1）款规定：“依照本法规定，且除保险单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对于以承保危险为近因所致的损失，负有责任，但对于非由以承保危险为近因所致的损失，不负责任。”⑴ 这是由于海上保险合同是一种较为严格的“限定性赔偿合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 (即所谓“承保风险”)造成的某些损失（即所谓“承保损失”）。因此，在海上保险理赔中，应适用特别的因果关系原则，即普通法中所谓的“近因原则”。该原则要求保险人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具有符合海上保险法的因果关系。这一原则，逐渐地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和学者引伸到整个保险法乃至侵权行为法（甚至部分合同法）领域。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大都将近因原则确定下来，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①
但由于英美法系重个案分析而轻抽象归纳 ,故近因的含义迄今也未全然明确。如美国著名侵权法教授Prosser认为 ,Proximate一词 ,系谓时间与空间上最近。而《布莱克法学词典》认为 :“这里所谓的最近 ,不必是时间或空间上的最近 ,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最近。损害的近因是主因或动因或有效原因。”尽管如此 ,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 ,两大法系法官通过判例与学说对近因的判定确立了三项基本规则 :第一、最近原因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实质性的 ,重大的并且积极的因素；第二、这一因素自然地连续地发生作用 ,其中未介入影响结果发生、造成因果关系中断的其它因素 ；第三、基于公平正义观念和政策进行分析。② 此次，最高法院在保险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 )第19条第2款，也对近因作出定义：“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但其中“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显然过于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仍有待司法实践以判例的形式予以个案化和具体化。

二、近因的具体认定

在保险实践中，产生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危险，也可能是除外危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危险。在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危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危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危险，则无需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
（一）多因连续发生
两个以上原因危险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在前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起到中介或媒介的作用，但其对结局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危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危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危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危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自不当言。
在著名的艾思宁顿诉意外保险公司案中，被保险人打猎时不慎从树上掉下来，受伤后的被保险人爬到公路边等待救援，因夜间天冷又染上肺炎死亡。肺炎是意外险保单中的除外责任，但法院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近因是意外事故－--从树上掉下来，因此保险公司应给付赔偿金。相反，前因不属于承保风险的，即使后因属于承保风险，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偿责任。英国十九世纪有类似案例，被保险人患癫痫病，一次发作时溺水身亡，意外险保险人拒赔的主张得到法庭的支持。又如，船舶遭炮火袭击受损，船体进水沉没。船体进水是战争行为的直接后果，一张战争引起的损失除外的保单项下，被保险人无法凭承保的海上风险获赔。③
（二）多因间断发生
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该新介入的原因即作为近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典型的案例是，投保人只是投保了火灾险而没有投保盗窃险，当发生了火灾时，有的财产被抢救出来放在露天又被盗走。该案中，虽然是事出火灾，但保险标的被放在露天，不是火灾的必然结果，即使放在露天，如果加强监管，也不必然会被盗走，可见火灾与盗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盗窃行为介入了火灾，而独立地导致保险标的的灭失。故保险人不必承担火灾险的赔偿责任。①
要注意区别“多因间断”与“多因连续”。例如，为逃避敌船的追捕，一艘船舶进入了一个既不是港口又没有锚泊地的海湾，由于无法驶出而搁浅，这里追捕与搁浅构成多因连续，追捕是近因，因而保险人可以引用敌对行为除外的规定不赔；但假设被追船舶进入了一个如前的海湾，却在离开该海湾继续自己的航程时，遇上了暴风雨而灭失。虽然是追捕行为使船舶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近因仍应认定是暴风雨，这属多因间断。又如，一个港口有两个航道可以进入，但其中之一布满了军事防御用的鱼雷。对此并不知情的船舶进入了该布满鱼雷的航道而遭灭失。那么近因自然属于除外责任范围内，保险人不赔；但假设船长已知布雷的情况而选择了另一航道进入港口，但却由于导航失误而搁浅，由此而致的损失的近因将不再是敌对行为了。
（三）多因并存发生
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只要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则足矣。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举例说明，如某轮船在河中与一沉船相撞，撞出一个洞，经临时补漏后经海路被拖往修理港。途中，水从漏洞涌入，最终弃船。此案中，碰撞与海水涌入本身之间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但共同作用于船舶，共同导致船舶灭失，均成立近因。又如某工厂发生火灾，部分原因是雇员疏忽，部分原因是设备缺陷，此时，雇员疏忽与设备缺陷均成立近因。
要注意区别“多因并存”与“多因间断”。例如，人身意外险的被保险人患心脏病多年，因车祸入院，急救过程中因心肌梗塞死亡。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结果并非由意外伤害??车祸所造成，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车祸虽使被保险人处于非正常境地，但其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关系，被介入的心肌梗塞因素所中断，而这一因素对死亡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作用，故成立多因间断。但在另一类似案件中，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有结核病史，且动过手术，体内存留有结核杆菌，某日不慎跌倒致使上臂肌肉破裂，后伤口感染，导致右肩关节结核扩散至颅内及肾，医治无效死亡。该案中，介入的结核杆菌不是独立原因，它的出现并没有使摔伤这一起因停止发挥作用、割断伤口与死亡之间的直接联系。被保险人是在两种原因共同、持续作用下死亡的，单纯体内存留结核杆菌或摔伤都不会导致被保险人死亡。故两种原因同为并存的近因。
在并存的近因下，既有承保近因又有非承保近因的，如何确定保险人的责任？一般来说，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则保险人只负责由承保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在不可分时，则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保险人概不负责，有的认为保险人全盘负责。通说认为，一般由法官酌情按比例分配为宜。对此，有人进一步提出，还要区分非承保近因是保险单未提及危险还是除外危险。① 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观点，因为既然损失不可分，还要进行分配，如何拿捏这个比例的合理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非承保近因仅是保单未提及的且而未明确除外危险的，保险公司应负全部责任。如，一艘名为Miss Jay Jay的船投保了定期保险，在保险期内的一次航行中受损，保险公司因为该船存在设计缺陷不适航，拒绝赔付。法院认定损失由不适航和恶劣天气共同造成，因此损失的近因有两个。恶劣天气是承保风险，设计缺陷造成的不适航在被保险人非明知的情况下不是定期保单的除外风险。因此，保险公司应予赔付。而如果非承保近因是保单明确除外危险的，保险人全部免除责任。该原则在英国1973年韦恩罐泵公司诉责任保险公司一案中得以确定。原告在生产塑料制品的别人工厂里设计并安装用于储藏和运输化工原料的设备。原告有投保公众责任险，承保意外事故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保单的除外条款中规定，保险人对因被保险人装运的货物的性质引起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保险期内，设备试车前夜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运行，引起火灾，烧毁了工厂。原告赔偿了工厂损失后向保险公司索赔。法院认为，货物(化工原料)的自身易燃性并非损失的单一近因，承保范围内的人工操作不当与货物的自身性质共同相互作用才导致损失。但货物的自身易燃性是除外近因，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③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效力优先规则，即除外责任优于承保责任，而承保责任优于未提及责任。当多个近因中，有属除外责任的，优先适用除外责任并及于所有损失结果，保险人全不负责；当多个近因中，无属除外责任而有属承保责任的，优先适用承保责任并及于所有损失结果，保险人全部负责。当然，具体到个案，如果多个近因对损害结果的作用力相差悬殊，最好还要基于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衡平。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

如上所述，近因原则适用的前提，是原因危险与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的证明,依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一般应由原告承担,对此毫无争议。但原告的证明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方认为举证责任完成 ,则不无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要求对因果关系之存在进行充分的证明 ,以完全揭示出原因现象与结果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④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及优势证据规则后，这一观点已失去其实在法基础。
首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负责对因果关系的初步或者表面举证责任。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该条规定中，保险事故的“原因”即包括近因原则下的各因果关系。根据该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显然负有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保险人负有反证责任。如前保险人所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并不被“要求对因果关系之存在进行充分的证明 ,以完全揭示出原因现象与结果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限于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仍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此时举证责任将倒置给保险人。但何谓“所能提供”，现行保险法并未明确细化。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意识到这点，在其《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第十六条（提供资料的范围）中规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和资料包括：保险协议、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已支付保险费凭证、保险财产证明、被保险人身份的证明、保险事故证明、保险标的损失程度证明或人身伤残程度证明、索赔请求书。合同另有约定，依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提供前款规定的或者合同约定的文件，保险人应当通知其补充。┅┅。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前款规定的文件或者合同约定的文件，确有困难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这里，“保险事故证明”即包括近因原则下的各因果关系的证明；而对“所能提供”，则从反面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提供“确有困难的，由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从“所能提供”到“确有困难”，实际上严格了举证倒置的条件，加大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责任。当然，何谓“确有困难”，仍是个刺手的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之规定，行使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如果认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尚未具备，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举证尚不足以证明原因危险与保险事故损害结果之间、多个原因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判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担不利后果，否则，举证责任倒置，令保险人承担反证责任。当然，即使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完成了举证责任，保险人也可以主动行使反证权利。
第三，对双方的举证与反证，依照优势证据规则进行认定。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完成举证责任后，保险人提出相反证据，但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此时，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举例说明，2000年4月,上海市沈某商品房抵押贷款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住房保险合同。2001年11月,经保监委批准,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发布公告,自即日起统一在原有住房保险上增加还贷保证保险,规定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未履行还贷责任的,由保险人承担,并明确原抵押住房保险保单自动适用该扩展条款。公告下登载的会员公司包括被告,但被告未通知沈某。2002年1月,沈某因跌倒送医,急诊病历记载病人陈述“骑车跌倒后突发头痛、呕吐 1小时余……”,诊断“脑出血”。入院，确诊“脑出血”，不久死亡,死亡诊断仍为“脑出血”。沈某亡故后,其家属未通知保险公司,尸体亦火化。2002年3月,沈某家人知悉保险同业公会公告后要求理赔，被告查明沈某跌倒前曾做过核磁共振检查，医院诊断意见“右颞叶脑内血肿,考虑为血管畸形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区域”，遂以沈某系脑出血病理死亡为由拒绝。⑵ ⑤ 显然，本案属多因连续的情形，但，是“跌倒后头痛”还是“头痛后跌倒”呢？如是前者，跌倒为近因，属承保危险，保险公司则应理赔。反之，如果沈某本身具有特殊体质如血管畸形，保险公司如能证明是疾病发作致“头痛后跌倒”，则可不负责。该案中, 沈某尸体火化后，现有证据仅为原告提供的病历,记载病人陈述“摔倒后头痛”，致脑出血死亡。原告火化尸体，系在原住房抵押保险合同内容经公告拓展后,被告未尽通知义务导致其不知情下，过错责任在被告，故应认定原告已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且进一步提供“确有困难”，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给被告。被告虽提供了生前核磁共振检查诊断意见作为相反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否定原告提供的沈某出事后的急诊病历，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相当，故按照优势证据规则，应当判令负有倒置举证责任的被告承担不利后果。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⑴ 原文为：“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and unless the policy otherwise provides， the insurer is liable for any loss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 but， subject as aforesaid， he is not liable for any loss which is not proximately caused by a peril insured against.”海上保险法翻译不一，文中为笔者自译。此处proximately，中文难找相应的副词，故以介词短语结构译之。
⑵ 本文为表述方便，案情稍作简化。

参考文献：
① 吴庆宝主编：《保险诉讼原理与判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②涂斌华：《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研究》，中国民商法网，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3822，2005年5月24日。
③ 吴晶：《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的赔付问题－－近因原则初探》，中国精品学习网，http://www.lesun.org/thesis/html/2004-11/12435.htm，2005年5月24日。
④ 张新宝:《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⑤ 杨承韬、涂斌华：《还贷保证保险合同案件处理中的疑难问题??全国首例房贷保险合同案评析》，载《法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