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为了便利中国人民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地区的定期航班，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缔约双方商定并以外交换文确认的航线（该外交换文和航线以下分别称为《关于航线的换文》和《规定航线》）上经营定期航班（以下称为《协议航班》）的权利。
　　二、在遵守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经缔约一方指定的空运企业（以下称为“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降停，上下前往或来自缔约一方领土和前往或来自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经停点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缔约一方应将其指定空运企业开始经营协议航班的日期，至迟在开航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关于航线的换文中的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并经由外交途径将这一指定通知缔约另一方。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公民。
　　三、在遵守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即将经营许可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
　　四、如按照本协定第八条的规定为协议航班制定的运价业已生效，根据本条第一、第二和第三款的规定被指定和获许的空运企业方可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三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取消已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暂停该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公民的情况有疑义；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缔约一方的法律或规定；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定，必须立即执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取消、暂停或规定条件，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四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运行的法律和规定，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定，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上述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的资料。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及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如这些设备和物品留置在飞机上直至再次运出或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航段上使用，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对物品进口、出口或过境所征收的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类似费用。
　　二、下列物资除为提供的服务应付的费用外，亦应豁免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类似费用：
　　（一）在缔约一方领土内装上飞机、在该缔约方当局规定数量以内的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出境飞机上使用的机上供应品；
　　（二）临时运入缔约一方领土、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零备件、机上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
　　（三）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出境飞机供应的燃料和润滑油，即使这些燃料和润滑油系供在加注的缔约一方境内的航段上使用。
　　三、留置在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上和临时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机上正常设备、物资和供应品，只有在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遇此情况，上述物品应交上述当局监管，并不得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直至再次运出，或根据海关规定另作处理。

　　第六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经营规定航线所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在本协定中，“航空当局”一词，中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指联邦交通部长）。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设备、技术服务和导航设备，应按照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此项费率不应高于其他国家空运企业通常所付的费率。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应享有公平合理的机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协议航班时，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航段上提供的航班。
　　三、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次、机型、班期时刻以及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讨论确定。按此协议的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经各自的航空当局同意。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满足当前和预计到的、来自或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要求。为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地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提供运输，应遵照运力与下列各项需要相联系的总原则：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业务需要；
　　（二）在考虑到协议航班所经地区其他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业务需要；
　　（三）直达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八条
　　一、在以下各款中，“运价”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代理和提供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或条件。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就规定航线上缔约一方领土和缔约另一方领土间所采用的运价进行协议。此种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三、按此协议的运价至少应在其预计实行之日六十天以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同意。在特殊情况下，经上述当局协议，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四、如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就运价达成协议，或如在本条第三款规定适用的期限内，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根据第二款规定所商定的运价，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发出异议通知，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协议，确定运价。
　　五、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或根据本条第四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此项分歧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三条规定予以解决。
　　六、在新运价制定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
　　七、在规定航线上缔约一方和第三国之间的运价应为该缔约一方与各该第三国政府同意的运价。

　　第九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营国际运输所得的收入，缔约另一方应允许按正式比价结汇。
　　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特别协议进行，则应按该协议办理。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经缔约另一方同意，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同意。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律和规定。
　　二、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和便利，保护其安全。
　　三、缔约一方应设法保证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为该缔约方公民。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愿雇佣其他国籍的空勤组成员飞行规定航线，应经缔约另一方同意。

　　第十一条
　　一、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事故或遇险，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立即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并应对上述飞机上的空勤组和旅客提供必要的援助。
　　二、如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或造成飞机严重损坏时，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进一步采取下列措施：
　　（一）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二）保护证据并确保该飞机及其装载物的安全；
　　（三）调查事故情况；
　　（四）允许缔约一方的观察员接近飞机，并于调查事故时在场；
　　（五）如调查中不再需要该飞机及其装载物，应立即予以放行；
　　（六）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的精神，经常交换意见，以保证实施和满意地遵守本协定及关于航线的换文中的各项规定。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端，应首先指示其各自的航空当局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如上述当局不能达成协议，缔约一方可要求同缔约另一方协商。此项协商应在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

　　第十四条　缔约一方如欲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可要求同缔约另一方协商。此项协商应在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经协商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各自履行了使其生效的内部手续后开始生效。

　　第十五条
　　一、本协定在缔约双方履行了各自的法律或宪法手续并以外交换文相互通知后生效。
　　二、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决定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如在期满前，上述通知已经撤销，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德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在解释上遇有分歧时，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双方已履行了各自的法律手续，本协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库特·克沙伊德勒
　　　刘　存　信　　　　　　　　　罗尔夫·弗里德曼·保尔斯
　　　（签字）　　　　　　　　　　　　　（签字）
积极化解社会风险，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冯兴吾 刘文辉
（宣城市公证处）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摘要：介绍了有关社会风险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当前社会风险的特点，提出了我国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关键词：社会风险 构建 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我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次认识的升华，它是我党在人类历史发展经验基础上对几十年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积极化解社会风险、确保社会稳定有序安全运行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
一．有关社会风险的理论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动荡。上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利益冲突越来越趋向激烈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风险社会”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在《风险社会》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风险社会的思想，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他认为“正像19世纪现代化消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且产生了工业社会，今日之现代化正消解工业社会并且正在产生另一种现代性”，他指出“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财富，分配好处；而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坏处，分配危险”。
纵观有关社会风险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首先，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加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无数的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风险，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利害两重化。其次，较之传统社会风险，现代社会风险范围是多方面的、传播是全球性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甚至是全球；它的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既有政治风险也有生态环境风险和金融风险，甚至是恐怖袭击风险，因而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第三，造成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体制的不合理等都可能是风险的形成原因。第四，社会风险在政治上是对现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一大挑战，它要求对现有的政府体制进行重新调整和整合。第五，社会风险有浅层和深层之分，社会结构方面的风险是属于深基础性的和深层性的。

二． 当前我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都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这种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剧烈变革导致了社会阶层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伴随着这种变化的同时是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的大量的利益矛盾甚至是利益冲突，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临界点，如近年我国由于征地、城市拆迁、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引发的上访、请愿、游行、罢工、冲击党政机关等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并逐年增多，1993年至2003年月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均增长率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同时群体事件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的人员趋于复杂，扩大到多行业、多系统、多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趋于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聚众阻塞交通的事件占总数的比例逐年上升，2003年达3100起；冲击党政机关事件逐年递增，2000年是2700起，2003年平均3900起；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仅仅2003年严11月份，就接待来访5274批次/11926人次，比例2002年同期分别增加139.29%和227.10%；同时我国近年 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抢劫、凶杀等案件上升，治安问题严重。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已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是一种深层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在这种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引导的好国家可以进入黄金发展期，顺利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引导的不好将会引发政局不稳、社会失控、最终断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使整个国家长时期陷入动荡混乱中，也就是人们说的“拉美陷阱”。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化解社会风险，使我国顺利度过风险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短时间内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找到化解社会风险的方法。
1．由于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呈现出社会风险不仅波及面广且多种风险并存的现象
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我国社会中一个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社会的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但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弱势群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的，而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化趋势。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据估算达到2.2亿，其中城市人口有3000万，农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近2亿，这其中的大部都是工人和农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的收入曾有过大幅度的增长，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不前，负担却逐年加重，原本缩小的城乡差距又逐渐扩大，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差距达到6：1，高居世界之首，已超出了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差距，相当部分的农民生活陷入窘迫之中。工人阶级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工人相当多的人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下岗失业，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艰难。不仅如此，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保护，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中80%以上的都有工作时间超时的情况，有的甚至每日工作达16小时，节假日加班也得不到应得的加班费。由于有的企业只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不管工人的死活，致使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极差，使生产事故的数量和人员伤亡居高不下其中尤以煤炭企业为甚，甚至被人们视为“以血换煤”；同时我国的职业病的发病率近年呈大幅上的势头，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职业病形势十分严峻，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明显下降，逐步被边缘化。他们在各级权利机构的代表比例逐步减少，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逐步降低，在维护自己群体利益时的声音极其微弱，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由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呈现弱势化趋向，因此它使我国在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波及面广且多种风险并存的现象。它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造成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隔阂、抵触和冲突。
2．我国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再从金融资产来看，据有关统计数据，按居民金融资产拥有量排序，拥有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居民家庭占有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55.4%，而最少的20%的居民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2年上半年，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只占有1.4%，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富者极尽豪华奢侈，上亿的豪宅是照样有人购买，世界上豪华消费品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部分困难群体连基本的生活、医疗和子女的教育费用都难以承担。这些都表明改革开放仅二十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幅度过大、过快，已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适度的差距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过大的短时间内形成的巨大的贫富差距能够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出现贫富之间的对立和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并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使人们对现有社会各项政策缺乏认同感，这也是我国当今存在的改革阻力加大、动力不足、改革的主体缺失的现象 的重要原因。
3 我国精英阶层开始结盟，并已开始企图影响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
所谓精英阶层结盟是指掌握了大量政治资源和经济财富以及知识界的权威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充分利用自己的重要影响力极力排斥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国内外各国的教训表明如任由精英之间进行利益结盟，将会对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精英阶层已开始结盟并出现精英阶层企图垄断话语权，影响社会经济政策制定的苗头。每当我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开始影响到他们中间部分人的利益时，另一部分人总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企图改变，如当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时就有人说“适当腐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中共中央强调在企业改制中要保护好工人利益就有人说经济的发展要不可避免的牺牲一代工人的利益；当大多数群众为高涨的房价苦不堪言，中央决定稳定房价让居者有其屋时，有人竟说房价不算高、穷人没必要买房；房价的下跌会导致我国经济的崩溃，竭力反对中央关于稳定房价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机会为同自己有利益的行业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更是路人皆知。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精英阶层已开始结盟，他们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他们把自己的获益建立在其他阶层的利益受损的基础这上，加深了社会的隔阂和矛盾，损害了社会各阶层利益互惠互利的局面。
4．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调
我国自改革开放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已翻了几番，社会财富也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关系到普通群众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的社会事业发展却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形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是社会文明公平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但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资金缺口大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实现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稳定器，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是一切公平的起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教育改变命运”，但当前由于我国对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而且原本就稀缺的教育资源更过度的向城市倾斜，在城市却过度向名校、重点学校倾斜，更有甚者有人将教育当成一个盈利的产业来办，违背了教育的基本功能，造成了我国当前教育极端不公平。农村因经济问题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出现反弹，失学日渐增多；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已超出了我国大多数居民的承受力，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每个大学生每年要花费10000元，而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年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正因如此，部分已考上大学的青年因不堪经济重负而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据统计近年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农村学生和城市困难家庭的学生是日趋减少，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教育的不公平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不公平，以至于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我国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长期偏低，导致相当群众有病不敢看，出现了了“看病难”的现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相当严重。我国1998-2000年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是4.1，南非是5.5，伊朗是4.4；2003 年度，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有56%是居民自负，27%是社会负担，政府投入仅占有17%,人们享受的医疗保障甚至低于计划经济时代。根据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不住院，而且全国有80%的医疗服务资源集中在城市，占人口多数的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仍较为严重，全国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任何医疗保障。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大多数群众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现实不仅让广大的群众没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加剧了群众基本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
三．化解社会风险的思路和举措
如何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它是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无法化解社会风险，就无法实现社会和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无从谈起。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有新思路和新举措。
1．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发展问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和指导方针，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发展，反映了我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升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使生产力不断提高才能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才能为化解社会风险提供物质保证，因为贫困是产生风险的温床，一个贫困的社会绝对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因而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不断提高生产力不断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个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贫困的社会绝不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同样是一个充满社会风险的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要统筹兼顾，实现社会经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消除不协调、不均衡、不平等的现象，以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社会经济、人与自然的又快又好的发展。因此，化解我国当前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改革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解放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经济相当落后、平均主义盛行、大锅饭严重的情况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并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形成一些社会风险。为了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的改革观。其基本内容是：首先，不论是发展生产力或是解放生产力都要坚持以人为本，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绝大多数的人民受益，要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三要保证少部分利益受损的要得到足够的补偿
3． 坚持公平和效益并重，切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它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它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使社会陷入分裂和对抗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时也是一个政权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切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只的这样才能体现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才能化解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才能稳定党的执政基础，保证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切实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指导原则，必须坚持效益和公平并重，不能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益也能不为了效益而丧失公平，因为失去效益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丧失公平的效益最终会因社会风险的出现而使效益丧失。在我国已出现社会风险，公平成为社会的热点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要坚持公平效益并重的方针，必须在“访贤问能”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的“访贫问苦”，要保证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政府要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保证社会各阶层公平发展的权利，要防止一个阶层的受益是建立在另一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现象发生；政府要实实现职能转变，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为公众提供各种公平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要防止政府的“错位”和“越位”，坚决杜绝政府与民争利；政府要积极扩大就业，保证工者有其岗，耕者有其田；要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各种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要理直气壮的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为相对于资本劳动者总是弱者，弱者总是需要特别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才能化解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
4．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正处于剧烈变革中，并且日益呈现出社会阶层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的特点，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正是引起我国储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要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适应社会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根据新的社会现实，大力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包括利益协调机制、社会风险预警和监控机制以及危机处理机制在内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努力实现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和谐相处。
建立和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一是要建立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需要的利益表达机制，党和政府要提供让各个社会阶层都能表达各自利益需求的机制，要防止个别强势阶层垄断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尽快建立民意调查制度、协商谈判制度等科学化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二是要大力培育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各种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民间维权组织，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是社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政府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要支持非政府组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代表各自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要为他们的利益要求的表达提供制度保证。
5．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社会安全网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是国家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的安全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让人人具有安全感，可以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社会风险。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我国现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但是它也存在着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资金不足等问题，目前还只有大约超过总人口１０％的民众，能不同程度地享受到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为了化解社会风险，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已经明显滞后于社会保障实践。建议国家加快推进《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等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立法进程，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国务院要出台明确的规定，对各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对从国有资产收益、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等预算外收入中提取社会保障资金、对实现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提出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同时要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多方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三是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让更多的人在养老、失业、医疗、以及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得到更好的保障，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绝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只有更新观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切实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积极协调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积极有效地区性化解社会风险，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